天論篇·1
天行有常,不為堯存,不為桀亡。應之以治則吉,應之以亂則凶。彊本而節用,則天不能貧;養備而動時,則天不能病;脩道而不貳,則天不能禍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飢,寒暑不能使之疾,祆怪不能使之凶。本荒而用侈,則天不能使之富;養略而動罕,則天不能使之全;倍道而妄行,則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飢,寒暑未薄而疾,祆怪未至而凶--受時與治世同,而殃禍與治世異,不可以怨天,其道然也。故明於天人之分,則可謂至人矣。
白話大自然的運行自有常規,不會因為堯這樣的賢君而存在,也不會因為桀這樣的暴君而消失。用合理的作法去順應它,就會吉祥;用混亂的作法去對應它,就會招來禍殃。只要努力生產又節約用度,上天也無法使人生病;保養得當又按時作息,上天也無法使人遭災。所以明白天與人各有分際的人,才可說是最高明的人。
天論篇·2
不為而成,不求而得,夫是之謂天職。如是者,雖深、其人不加慮焉;雖大、不加能焉;雖精、不加察焉,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。天有其時,地有其財,人有其治,夫是之謂能參。舍其所以參,而願其所參,則惑矣。
白話不必刻意去做卻自然成就、不必強求卻自然得到,這就是上天的功能。人的職責在於運用天時、地財來治理萬物,這叫做能與天地相參。放棄自己該做的事,卻去強求本該由天地承擔的功能,那就糊塗了。
天論篇·3
列星隨旋,日月遞炤,四時代御,陰陽大化,風雨博施,萬物各得其和以生,各得其養以成,不見其事,而見其功,夫是之謂神。皆知其所以成,莫知其無形,夫是之謂天功。唯聖人為不求知天。
白話星辰運轉、日月輪流照耀、四季輪替、陰陽化育、風雨普施,萬物各自得到調和而生長、得到滋養而成熟,看不見它運作的情形,卻看見它成就的功績,這就叫做神妙。這都是無形可見的天之功用,唯有聖人不執著去追究天的本質。
天論篇·4
天職既立,天功既成,形具而神生,好惡喜怒哀樂臧焉,夫是之謂天情。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,夫是之謂天官。心居中虛,以治五官,夫是之謂天君。財非其類以養其類,夫是之謂天養。順其類者謂之福,逆其類者謂之禍,夫是之謂天政。暗其天君,亂其天官,棄其天養,逆其天政,背其天情,以喪天功,夫是之謂大凶。聖人清其天君,正其天官,備其天養,順其天政,養其天情,以全其天功。如是,則知其所為,知其所不為矣;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。其行曲治,其養曲適,其生不傷,夫是之謂知天。
白話人成形之後精神隨之產生,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好、惡藏在心中,這叫天情;耳、目、口、鼻、身各有所感卻不能互相替代,這叫天官;心居中央統管五官,這叫天君;取用別類的東西來養活自己這一類,這叫天養;順應本類叫福、違逆本類叫禍,這叫天政。聖人清明天君、端正天官、充足天養,因此能保全天功、善用萬物,這樣的人才真正懂得天。
天論篇·5
故大巧在所不為,大智在所不慮。所志於天者,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;所志於地者,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:所志於四時者,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;所志於陰陽者,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。官人守天,而自為守道也。
白話真正巧妙的人懂得什麼時候不勉強去做,真正智慧的人懂得什麼時候不去空想。我們對天、地、四時、陰陽,只要掌握它們顯現出來、可以依憑的規律就好;職司天象的人觀測天道,而人自己應當守的是人間的道理。
天論篇·6
治亂,天邪?曰:日月星辰瑞厤,是禹桀之所同也,禹以治,桀以亂;治亂非天也。
白話國家的治與亂是天造成的嗎?不是。日、月、星辰、曆法在禹和桀的時代都相同,禹用它們而天下治,桀用它們而天下亂,可見治亂不在於天。
天論篇·7
時邪?曰:繁啟蕃長於春夏,畜積收臧於秋冬,是禹桀之所同也,禹以治,桀以亂;治亂非時也。
白話那麼是季節造成的嗎?春夏生長、秋冬收藏,禹和桀的時代都相同,卻一治一亂,可見治亂也不在於時令。
天論篇·8
地邪?曰:得地則生,失地則死,是又禹桀之所同也,禹以治,桀以亂;治亂非地也。詩曰:“天作高山,大王荒之。彼作矣,文王康之。”此之謂也。
白話那是土地造成的嗎?得到土地就生存、失去土地就死亡,禹和桀都相同,卻一治一亂,可見治亂也不在於地。正如詩上說,高山雖是天造的,但靠人力開闢經營才能安泰。
天論篇·9
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,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,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。天有常道矣,地有常數矣,君子有常體矣。君子道其常,而小人計其功。詩曰:“禮義之不愆,何恤人之言兮!”此之謂也。
白話天不會因為人怕冷就取消冬天,地不會因為人嫌遠就縮小面積,君子也不會因為小人吵鬧就停止自己的行動。天有常道、地有常數、君子有恆常的準則;君子依正道而行,小人卻只計較一時的利害。
天論篇·10
楚王後車千乘,非知也;君子啜菽飲水,非愚也;是節然也。若夫志意脩,德行厚,知慮明,生於今而志乎古,則是其在我者也。故君子敬其在己者,而不慕其在天者;小人錯其在己者,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,而不慕其在天者,是以日進也;小人錯其在己者,而慕其在天者,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,與小人之所以日退,一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,在此耳。
白話楚王隨從千車並非因為他聰明,君子喫粗飯喝白水也非因為愚笨,這只是際遇不同。志向修養、德行厚薄、思慮明不明,才是操之在我的事。君子看重自己能努力的部分,不羨慕天定的遭遇;小人放棄自己該做的,卻去羨慕天意,因此一天天退步。君子與小人的差距就在這裡。
天論篇·11
星隊木鳴,國人皆恐。曰:是何也?曰:無何也!是天地之變,陰陽之化,物之罕至者也。怪之,可也;而畏之,非也。夫日月之有蝕,風雨之不時,怪星之黨見,是無世而不常有之。上明而政平,則是雖並世起,無傷也;上闇而政險,則是雖無一至者,無益也。夫星之隊,木之鳴,是天地之變,陰陽之化,物之罕至者也;怪之,可也;而畏之,非也。
白話隕星墜落、樹木發聲,國人為之恐慌。其實這不算什麼,只是天地陰陽的變化、難得一見的現象罷了。覺得奇怪可以,但害怕就不對了。日蝕、風雨失常、怪星出現,每個世代都會有;只要君主清明、政治安定,這些現象同時出現也無妨,若政治險惡,即使什麼怪事都沒有也無濟於事。
天論篇·12
物之已至者,人祆則可畏也:楛耕傷稼,楛耨失歲,政險失民;田薉稼惡,糴貴民飢,道路有死人:夫是之謂人祆。政令不明,舉錯不時,本事不理,勉力不時,則牛馬相生,六畜作祆:夫是之謂人祆。禮義不脩,內外無別,男女淫亂,則父子相疑,上下乖離,寇難並至:夫是之謂人祆。祆是生於亂。三者錯,無安國。其說甚爾,其菑甚慘。勉力不時,則牛馬相生,六畜作祆,可怪也,而亦可畏也。傳曰:“萬物之怪書不說。”無用之辯,不急之察,棄而不治。若夫君臣之義,父子之親,夫婦之別,則日切瑳而不舍也。
白話已經發生的事裡,真正可怕的是「人妖」:耕作粗劣傷害農事、政事險惡失去民心、田地荒廢糧價高漲路有餓殍;政令不明、勞役不時導致牛馬反常;禮義不修、男女混亂導致家庭離散、禍難並起。這三類人妖都生於人為的混亂,三者交錯就沒有安寧的國家。書上不記載無用的怪異之說,但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道卻要天天講求。
天論篇·13
雩而雨,何也?曰:無何也,猶不雩而雨也。日月食而救之,天旱而雩,卜筮然後決大事,非以為得求也,以文之也。故君子以為文,而百姓以為神。以為文則吉,以為神則凶也。
白話求雨而下了雨,為什麼?其實沒什麼特別,就像不求雨也會下雨一樣。日蝕時去救援、天旱時求雨、用占卜決定大事,並不是真以為這樣就能求得結果,而是一種文飾禮儀。君子把它當作禮文,百姓卻以為是神力;當作禮文就吉利,當作神力就會招凶。
天論篇·14
在天者莫明於日月,在地者莫明於水火,在物者莫明於珠玉,在人者莫明於禮義。故日月不高,則光明不赫;水火不積,則暉潤不博;珠玉不睹乎外,則王公不以為寶;禮義不加於國家,則功名不白。故人之命在天,國之命在禮。君人者,隆禮尊賢而王,重法愛民而霸,好利多詐而危,權謀傾覆幽險而亡矣。
白話天底下沒有比日月更明亮的,地上沒有比水火更明亮的,萬物中沒有比珠玉更明亮的,人中沒有比禮義更明亮的。日月不高就光芒不顯,水火不積就潤澤不廣,禮義不施於國家就功名不彰。人的命繫於天,國的命繫於禮。君主尊禮重賢可稱王,重法愛民可稱霸,好利多詐就危險,玩弄權謀就滅亡。
天論篇·15
大天而思之,孰與物畜而制之!從天而頌之,孰與制天命而用之!望時而待之,孰與應時而使之!因物而多之,孰與騁能而化之!思物而物之,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!願於物之所以生,孰與有物之所以成!故錯人而思天,則失萬物之情。
白話與其尊崇天而空想它,何不把天當作物來畜養、控制它!與其順從天而歌頌它,何不掌握天的規律來利用它!與其盼望天時而等待,何不配合時令來役使萬物!放棄人的努力而去空想天,就違背了萬物的實情。
解讀這是荀子「制天命而用之」的名言,主張人應掌握自然規律加以利用,而非被動敬畏天命。
天論篇·16
百王之無變,足以為道貫。一廢一起,應之以貫,理貫不亂。不知貫,不知應變。貫之大體未嘗亡也。亂生其差,治盡其詳。故道之所善,中則可從,畸則不可為,匿則大惑。水行者表深,表不明則陷。治民者表道,表不明則亂。禮者,表也。非禮,昏世也;昏世,大亂也。故道無不明,外內異表,隱顯有常,民陷乃去。
白話歷代帝王都不改變的道理,足以作為貫穿一切的原則。無論興廢,用這原則去應對就不會亂;偏離它就糊塗。就像涉水要立標桿測深淺,標桿不清就會陷溺;治理百姓也要以道為標準,標準不清就會大亂。禮就是這個標準,不依禮就是昏亂的世道。
天論篇·17
萬物為道一偏,一物為萬物一偏。愚者為一物一偏,而自以為知道,無知也。慎子有見於後,無見於先。老子有見於詘,無見於信。墨子有見於齊,無見於畸。宋子有見於少,無見於多。有後而無先,則群眾無門。有詘而無信,則貴賤不分。有齊而無畸,則政令不施,有少而無多,則群眾不化。書曰:“無有作好,遵王之道;無有作惡,遵王之路。”此之謂也。
白話萬物只是道的一個側面,一物又是萬物的一個側面。愚人只見一物的一面就自以為懂得道,實在無知。慎子只見到「後」不見「先」,老子只見「屈」不見「伸」,墨子只見「齊等」不見「差等」,宋子只見「寡欲」不見「多欲」。偏執一邊就會出問題:只講隨後不講創先,百姓就無所適從;只講屈不講伸,貴賤就混亂;只講齊等不講差等,政令就行不通;只講寡欲不講多欲,百姓就無法教化。